屈银华老同志谈过去登山以及珠峰事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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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CCTV网上偶然看见。这些老人们的事情很有意思：

我想谈的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攀登珠峰准备训练，一部分是攀登珠峰过程和体会。我国登山队正式成立是58年，在这以前属于全国总工会，全总登山队。56年登慕士塔格，57年登贡嘎山时还是属总工会，58年正式归属国家体委。58年6月登山队香山集训，我们是第二批队员，包括我和王富洲。香山训练主要训练什么呢？一是身体训练，二是登山技术训练和高山知识的学习。比如说攀岩，我们在香山鬼见愁两个多月，学习保护、碎石坡行走等基本技术。
    后来集中了一部分同志8月去苏联训练，训练冰雪技术，冰上行走和山上的保护。基本动作就那么几个：个人保护，集体保护，行进间保护，固定保护。用得比较多的，经常练的是（自我）翻身保护，冰镐拿在手中，一旦滑倒，要迅速翻身，面朝下，用力将冰镐砸入冰中，同时脚抬起，不能沾地，因为脚上的冰爪会挂住地，人就开始翻跟斗，非常危险。冰上的技术，自我保护是主要的。

    行进中的集体保护-结组：三，四个人一个结组，能够结组的地形一般不是冰壁。结组的绳子圈几个圈拿在手中，这样一使绳子不绕脚，不在地上拖着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如果有一个人摔倒了，松弛绳子会有缓冲作用，其它人可以有时间将冰镐插入雪中，用冰镐的固定拉住下滑者，抵消下坠力。如果几个人都能固定住，在40-45度的雪坡上，大概问题不大。如果一个人滑倒了，其它人都跟着滑，那就比较难办。一个人保护，三人下滑，也很难保护住，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这是冰雪坡行走的保护。

    冰石坡的上方保护，上方保护分卓氏保护和李氏保护，采用哪一种保护要根据地形而定。李氏保护在腰上，卓氏保护在腰上。如果上面没有人，就采用下方保护，下方保护只能是李氏保护。用李氏保护时要注意在悬空的地方，保护者不要被绳子拉出去，吊起来。保护者要设法固定自己，比如说打个岩石锥，打个冰锥，然后用绳子固定自己。

    登山中滑倒，摔跤经常发生，为了在一起的同志和自己能够安全的行走，保护就非常重要。我知道以前有学生的登山队，有人滑坠了，走错路了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想，恐怕他们个人的保护是知道了，也学了，但练习的不够，应用的不够，遇到危险的情况，不能做自我保护。比如说翻身保护，一旦滑到了，必须马上翻过来，手还不能伸长，手要是伸长了，根本抓不住冰镐，抓住了也不能很有劲的,把冰镐砸入雪中，如果手是弯屈的，那就有点缓冲作用。一翻身，必须马上抬脚，否则人就翻跟斗，根本无法停止。这个动作如果不熟，就容易出问题。

    苏联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，一个动作做不到位，必须反复练习，要几小时，几小时的练，因为只能变成本能反应，才能在危险时保护自己。在野外，登山者想要走，首先要想到保护，只会走，不会保护，不算一个好的登山队员。自己走的起来，也要停得住。就像开车一样，开车要能走能停，车开得飞快，就是停不住，那不就出事了。集体的保护和个人的保护一定要熟练，不要出问题，安全放在首要位置。

    碎石坡，草坡的行走，我们在香山学了，在苏联还接着学。比起冰雪坡，碎石坡不算陡，是走下去还是跑下去呢？40度以下的登山者应该可以跑下去，节省时间和体力。但也要掌握技术，注意脚形，腿弯着一点，用脚跟着地，走草坡也类似，要走之字形，如果向前直着跑，身体前倾，很容易滑倒，大头朝下最危险。在苏联，我们在不同的坡度练习过，开始的坡缓一点，后来陡一点。我们八月份去的，十月份在回来，一直在练习着几个简单动作。

    还有一个三攀法（攀岩也有三点固定法），就是冰镐，两个手各算一点，脚是一点。必须两点固定后，才动第三点，冰上通常是两点固定，岩上则是三点固定。两点固定危险一点，一旦一点出现问题，另外两点就危险。三攀法，很简单，两点一固定，一点挪动，就稳稳的上去了， 40、;50度的坡都没问题，如果是冰壁就不适用，雪壁可以。冰壁要刨台阶，打冰锥。，以前的冰爪全朝下，没有前齿，爬冰壁很危险。现在都有两个前齿，好多了，可以一手拿冰镐，两脚踢冰上去。

    个人行走，集体行走，个人保护，集体保护，这些动作都很简单，就那么几下子，但光会不行，要熟练。

    登山队员还必须学会判断裂缝。裂缝有明、暗裂缝，登山队员尤其要学会看暗裂缝，茫茫一片雪原，有裂缝处，雪是暗的，颜色深一点。经验丰富的的人能看出来。苏联攀登斯大林峰（就是现在我们的托木尔峰）时有一个队员掉进了缝中，由于掉下来冲劲很大，人被夹在了缝中，往上拉他时，由于当时的安全带是绳子做的不是带子做的，一拉就把人拉成了两截。裂缝处的雪有厚有薄，只有仔细观察，多多实践，才能判断，谁也不是天生就会，见识多了，就可以有识别的能力。新疆的山有很多暗裂缝，教练带着我们识别裂缝，认出来，就架个十字做标记。行进中不能东跑西颠的，要踩着脚印走，尤其新队员，十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的脚印，要严守纪律。稍有疏忽就可能掉进裂缝，这样的痛苦教训是很多的。在博格达，日本队也有人掉了下去，死了。这是无谓的牺牲。所以我们要守纪律，教练怎么说，怎么走，我们就跟着做。

    第一批队员训练后登了列宁峰，第二批中有女队员，苏联不想让我国女队员登那么高，在突击营地，有个姚慧军（女）高山反应，教练说下去，只好下去了。后来男队员登顶下来，借口女队员有病号，没让再上去。

    4月我们从苏联回到北京，接着分两批进藏，一部分和苏联队员一起先去侦察，一部分走陆路，从敦煌，格尔术进藏，经过里河（那曲）。当时是西藏叛乱前夕，青藏公路上常常有车被抢。我们进藏的车虽然多，但因为有车距，车队很长，仍然可能被袭击。车上架了机枪，我们从格尔木站到了拉萨，一直保持警惕。在拉萨，进行高山适应训练，主要困难是没有蔬菜，我们仅有一点大葱，木耳、黄花菜，很多人因此得病，得肝炎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一直到叛乱以后，回到北京才治愈。西藏当时气候条件和供应条件是很差的。

    到了那里，基本上把苏联学的一套在唐古拉山再训练一次，藏族队员基本
是从唐古拉训练培养出来的。刘大义把男的分给我带，把女的分给刘青云带。念青唐古拉相当相当冷，那时我夜里起来站岗，站完一班后觉得浑身冷透了。隔一道帐篷门，温度就相差5度，新队员（藏族队员）是进藏后招的，透过念青唐古拉冰雪训练培养起来。天天训练保护和行走动作，一个多月的训练最后以唐古拉北峰登顶为终点（那山不高，当天能上去下来）。

    撤回拉萨，当时侦察的人也回来了。王富洲也是侦察人员，他们看了看北坳下面的冰雪坡，照了相，就回来了，没有太有价值的数据。那时从日喀则出去不远，公路就没了，必须骑马。他们在马背上骑了24天，王富洲说，一看到马，脚就开始抽筋了。西藏局势紧张，侦察队后面有“大鼻子”跟着，随时随地可能打起仗来。

    我们在拉萨过了春节。节前节后，我们一直在训练。布达拉广场周围围满藏兵，我们把枪架着，一边对峙，一边做早操。回去各挖各的工事。他们把汉族干部打死，用马拖着在街上示威。

    我们登山队中有一大部分是部队来的，队里手榴弹，轻重机枪都有，有一个连长，排长士兵也不少，有一定战斗力。19号下半夜换我上岗，我对上一岗的人说：你先转一圈，我抽根烟就来。刚点着烟，罗布尔卡枪响了，当时是凌晨三点多，我们全起来了。

    当时队里有个德国人芭芭拉，我们还必须保护他。我们后来转移到新疆训练，攀登慕士塔格，主要是训练和高山考察，并且要破女子登山世界纪录。慕士塔格很好登，有体力就行。在6200-7000米，明暗裂缝很多。刘青云就曾经掉进缝去，在她前面的后面的都没事，她“扑哧”一声掉了下去。前后的人很紧张，一拉，把她吊在中间，谁也不敢松开。六一年在公格尔九别，也是这种情况，两边拔河，把中间的人吊着，后来拉上来手已经冻坏了。那时有人喊我上去，我看裂缝不宽，两边一跨，把她提起来，她的脸涨的跟猪肝一样，被背包勒着，都快要死了。有个外国队在公格尔九别，活活吊死了一人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放掉一边，千万不要两边拔河，放掉一边，一边拉，掉得不深，有没卡住的话，是可以拉起来。

    慕士塔格的活动，主要训练男队员运输物资，培养高山行动能力。有33个人登顶，包括七个女队员。破了女子世界纪录。

    59年底，60年初，在成都进行身体训练，各个项目都有，以田径为主，主要以跑，跳为主。耐力训练，背背包行军。在香山我们背着40公斤绕着山头转，有时超过50公斤。在雪山上，登山队员吃的住的都要自己背，有运输队员好一点。

    在重庆训练攀岩，我的球鞋烂了两双，都是鞋头破了。练习攀岩是为了第二台阶，当时没有数据，觉得它是个大困难，我们甚至训练爬大屋檐，这样那样的办法想了很多。后来我想，如果当时有双球鞋，我的脚就不会在那里冻坏。高山靴头大，又有冰爪绑着，不能攀岩，鞋身又长，使不上力。在山下攀岩很简单，但在高山上，手就抓不住岩石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办法想了很多，其实最简单的是带双球鞋。

    3月初再次进藏，先遣队员已经把大本营建好了。我们到了后，开始第一次行军。到了中绒布的6400米，（珠峰北有两条冰川：中绒布和东绒布），它是古冰川，很长。第一次到了三号营地，即前进营地，老外叫Basic Camp，大量物资运向这里，同时对北坳进行侦察。中国人从没去过，不知道情况。老外称这里是：珠穆朗玛的大门。大门若打不开，这山就不用登了。北坳从6500，6600米开始，大约有400多米高，平均坡度50 度，由于风大雪大，侦察被迫撤回，当时我去接他们，帐篷里放着两个大包，我还在里面坐着，风还把帐篷“噌噌”的吹起来。侦察没取到什么数据。第一次行军，把物资运到了6400米的营地，其实还应该把营地提高，到6500米的位置，但由于我们不知道上面的路线，只到了6400米。

    第二次行军，路线比较困难。了刘大义，刘连满山区修路。修路的队员比我们大部队早一天。修到北坳下面，6950米的地方，天黑了，我们也到了。北坳下面有冰胡同，从那里进去，北坳平的坡面还是挺大的，右手是北峰下来的下来的冰川，看上去很好走，但我们不敢走，因为英国人在这里出过事。他们向左边200米绕了上去，在北坳下扎营。第二天早上，王富洲等保护，我用三攀法，一走一砸，50多米很快上去了。我上去后，把一个冰镐打下去，放下绳，把下面的人带上去。史占春带着人走一段，就回来了。

    三次行军，是要到8500米，人员比较整齐。到7450米的地方，据说是大风口，从尼泊尔吹来的风正好经过那里，好几个同志冻伤，有一个人冻死。队伍拉得太长，我上去后，后面陆陆续续上来，满山坡都是人，后来又赶上暴风雪。陈应川在6350的过渡营地，刚进帐篷呆了一会儿，鼻子里流出了冰棍。我是把手套摘一只下来，挡在鼻子前，手上只戴毛线手套。风太大太冷，很容易把鼻子冻坏。

    当时三次行军没打算登顶，只是把氧气，食品，装备运上去到8500米，我到了8100米，背了5个氧气瓶，因为很多病号，领导要我从7045把病号带下去，那一路有不少病号，嘴歪鼻斜的很多，冻伤了一大批。那次行军一批物资运到8100，8500米。

    史占春和王凤桐登顶去了，当时下面没正式宣布，领导安排他们登顶，没成功。回来说第二台阶只有三米高，我们很高兴。因为外国人没说有多高，我们远看很高，认为是个大困难。我们后来发现第二台阶有三，四十米高，最上面有7米高。三次行军以后，我们准备撤营，准备告以失败，在定日接到国家体委指示，总理在昆明命令说：“要不惜一切代价，要拿下珠峰。”我们又回本营，领导找队员一个个谈话，强调登顶的重要性，当时我们纷纷表决心：“只要让上，就能上！”

    第四次行军，我们一天从本营赶到三号营地。我当时带运输队，在暴风雪中出发。上三次行军运的东西大部分用掉了。当时我和大张带队，在8100米时，大张不行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带队上去。我带队上8500米时，只注意了氧气，因为氧气最重要。没有注意食品，其实已经没有多少食品了。氧气剩8瓶半，都背到了8500米，运输队撤回，我留下来了。当晚检查氧气后，发现有一瓶是空的。晚上还吸掉了一些。

    运输队员都是新队员，而且都是藏族。来牺牲），有同志在8300米说：“不行了，屈教练，解开结组，让我自己走。”我说你把东西给我，我把你绑在这里，回来接你。这个人75年自己带队，自己有权解开结组自己走，后来滚下山去了。

    在山上，有人要求解开结组自己走，你要同意，只是送他去见阎王，坚决不解，因为他不行了，意识模糊了，不知往哪儿走。这个同志到了8500米，已经不知道放下背上氧气咪咪糊糊又往山下走，贡布将他追了回来，这个同志耐力不错，但8500米已是他的高山极限。

    我留下来是为了把第三台阶数据弄清楚。晚上检查物资，发现没锅，只有煤气灶。幸好我有个茶叶罐子装烟用的，只好拿它烧点水。当时有贡布，刘连满。第二天早上我又给他们烧水，刘连满弄倒了水，把鸭绒袜子弄湿，我把自己给他。我去送他们的时候，刘说：“徐进不行了。屈银华你上吧。”一个人一生的机会是很难说的。徐进跟着我们到第二台阶下面，从东北山脊到西山脊整个是断的，东北山脊是比较矮的，30多米高，有更高的地方六七十米高。当时我们到了第二台阶下面，四人想怎么上呢？台阶正好拐了个弯，有个裂缝，裂里有一些石头。我们顺着裂缝上去。到缝中间有个石头，上面又迭了一个，我翻过石头，石头摇摇晃晃。75年有人撬掉了这块石头，这是对的，这样不险了，也好走多了。

    到离顶5、6米时，缝小了，没了。那里有个石头，残留着一些雪。当时刘连满是教练，他从左手边往上爬，那里坡度小，看起来好爬，他掉了好几次，因为没有力量了。我选择了另一边（就是后来75年搭梯子的地方）我在岩石旁打了冰锥。上面的岩石太高，我怎么也把腿放不上去。刘说我托你一下。因为鞋太重，我就脱了鞋。我站在刘肩上，另一脚踩在一个冰锥上，又向上打一个锥，很费力，打几下休息一下。当时他们在下方保护我，我把绳子绕在腿上保护自己。我先向右边爬，然后斜向左边，走之字，到顶。

    在那里我们一共花费了5、6个小时，我在那个岩石上就耗一个小时。上去了以后，把鞋穿上，看了看，上面是个平台。贡布把刘连满托上去，王富洲又托上贡布，王富洲无人托了我们曾经学过抓结，以为用它可以缘绳而上，但是尼龙绳有弹性，一受力就拉长了。试了好几次都没上去。我急了，叫贡布过来，我两个把他抓了上来。他也是斜着走了之字。我们在上方保护，他胆子大了。上面平台能站两三个人，后面有石柱，天生是个很好的保护。后来下去时，刘将背包绳拴在石柱上，用单环结把我们放下。

    到了8700米，刘连满不行了，开始迷糊，走路歪歪扭扭，跟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一样。我们把刘留下，刘不干。后来四人以党小组名义开会，确定了：（1）晚上行军，（2）把路线选好（3）把刘连满留下。在8700米的地方，有一块石头二米多长，下面是空的，让他躺下，把较多的一瓶氧气留给他，因为他不行了，我们三个继续前行。20号晚上七点多钟，雪坡开始变陡，变成冰坡。贡布怎么也上不去，当时冰爪没有前齿，怎么叶抓不住，滑出几条沟就下来了。后来我靠在冰坡上，王富洲踩在我的背包上，贡布踩在王肩上，才上去了。

    25日4点多钟，我们在顶峰逗留了十几分钟，贡布带着毛主席像、国旗，没地方放。像是石膏的。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，我们也想做一个，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，只好带个石膏的。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，里面还有毛线手套和三个人的名字。贡布还拣了9块石头，回来送了毛主席，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。到8700米处，我们远远看见刘站起来了，刘没死，我们很高兴，如果不将刘放在那里，我们第二台阶下不来。没他，我们都不行，也许贡布好一点。

    因为XX在珠峰呆了一年，对气候较了解，预报说暴风雪就快来了。我们到8500米是，遇上了暴风雪。幸好夜行军抢先登顶，否则将会失败。登山必须将人的力量和自然条件结合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。

    从8500到6500米的路上，我们遇到很大困难，路很短，都是粒雪，很滑。东边康永冰川垂直下去，西边也是一个深渊。我们在山脊上绕来绕去的走，走了十几个小时。其中一百多米高度，特别费劲。我们四人，三人保护，一点点挪，根本不敢站立起来走。因为体力差，人迷糊了，王开始说胡话：“屈银华为什么往那边走 ，那里有菩萨。你把菩萨踩的乱七八糟的。”我们没东西吃，体力下降很厉害。从8100上米去时，只吃了一点炒面，他们在8500米的营地喝了水。贡布有点羊肉，就这么点儿东西。我们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到前进营地。